汉族的禁忌 本文关键词：汉族，禁忌
汉族的禁忌 本文简介：汉族的禁忌：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
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
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
汉族的禁忌 本文内容：
汉族的禁忌：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
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
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接受了某些民族习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俗禁忌，主要有：
1、喜庆日忌穿白色衣服。
认为亲人去世后才披麻戴孝，穿白色的衣服不吉利。
当然现代人结婚时新娘白色婚纱例外。
2、对人忌说“13点”，这是一句瞧不起他人的骂人话。
3、忌说男人“乌龟”和戴绿帽子。
如果说某某是“乌龟”，就等于骂他是个不中用的男子，连妻子有第三者也不闻不问。
4、许多地方忌用“4”字。
因为“4”与“死”的谐音，如有些医院的病号和病床忌用“4”来编号；有些楼盘没有用“4”编号的楼层和房号，而用“13B”代替“14”层。
5、热恋中的男女，忌同吃一只“梨”，因“梨”与“离”谐音之故，还有探望病人的水果忌送“梨”，原因同上。
6、乔迁新居、祝寿忌讳“送钟”，因“送钟”与“送终”同音。
若以“时钟”作贺礼，要说成“送计时器”。
汉族作为一个定居农业民族，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用,而且将住房与“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联。
每一个家族、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光宗耀祖。
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便在住宅的建造上大作文章，设法选择有风水龙脉、神灵保佑的区域建房，而一些建房的地点、方位及房屋陈设，由于不符合“风水”。“相宅”观念就被列为禁忌。
选择地址，俗谓“相地”，就是对客观事物环境的取舍，可谓建筑的前提。
在汉族民间，农耕生产对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渐渐地，便赋予自然高度的精神象征意义，认为自然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导致人命运的吉凶祸福。
因此，在建筑上，选择好的地基就显得十分重要。
宅基地的选择有许多禁忌。
《阳宅十书》云：“南来大路直冲门，速避直行过路人，急取大石宜改镇，免教后人哭声顿。”“东西有道直冲怀，定主风病疾伤灾，从来多用医不可，儿孙难免哭声来。”
“宅前有水后有丘，十人遇此九人忧，家财初有终耗尽，牛羊倒死祸无休。”这些禁忌在民间建宅业广为遵守。
如在江苏扬州江都县，盖房“主要避讳两种地方，一是大路直冲着房子的地方，当地人叫‘路箭’；二是有河道直冲着房子的地方，当地叫‘水箭’。箭能射杀人，在这种地方盖房子，易遇到意外之祸，是不吉利的，所以一定要避开。”
(《扬州采风录》)又据明朝《营造门》说：凡宅宜居官观仙居侧近处，主益寿延龄，人安物阜。
不宜居当冲口处，不宜居塔家、寺庙、祠社、炉冶及故军营战地，不宜居草木不生处，不宜居正当流水处，不宜居山有冲射处，不直居大城门口及狱门、百川口去处。这是明代人建房宅选地基的要领，是以求神伤、避鬼祟、躲战乱，图清静、多生殖、恐讼争等等为准则的，这些都迎合了民间的普遍心态，百姓会争相仿效。
选址除了以上的禁忌外，还有一个大的禁忌便是“太岁”。
《论衡·难岁》对此有记述：“移徙法日：‘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子，天下之人毕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
其实，早在《苟子·儒效》中就有关于“太岁”的记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东南而迎太岁。”但太岁到底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总的看与岁星(即木星)关系密切。当时的勘舆家(占卜建筑吉凶之人)以为太岁为对应于天上岁星的地上凶神，可以根据岁星的位置推测地上太岁所在的方位，如在太岁方位兴工动土，便会掘到蠕动的球样的土块，建、徙宅者应当避忌，否则遭灾。这种土块就是民间常说的太岁土，无怪有谚云：“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尽管王充极力驳斥此种“俗说”，汉代以后仍有关于太岁土主凶的记载。
《酉阳杂俎·续集》卷之载：“莱州即墨县有百姓五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出，丰慎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存焉。”太岁土实为一种白膜菌，只因当时无力解释才附会出太岁凶神的臆说。
选定住宅地基之后，再由风水地师以其对外的环境、天时的观察、诠释来决定整栋屋宇的朝向。若屋主人未请地师，则由大木师傅定向。
风水中称这种决定住屋朝向的方法为“向法”。
定方位要顺势，忌逆势，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
气候特征等决定“大向”，即大致朝向。
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向的“负阴抱阳”格局。一些特殊的村落则因禁忌、避煞、自然条件的限制的要求而朝东或西。
方位上的禁忌不是很严，最忌的是地势上南高北低，看上去极不顺眼，俗话说：
“前(南)高后(北)低，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北)高前(南)低，主多牛马。”实际这是顺乎自然，人们都是把房院建在山南水北的阳处，而不会建在山北水南背阴地里，出门就蹬山爬坡也是很不方便的。主房建毕，要在四周增建房屋亦有禁忌。
《论衡·四讳》曰：“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详。”所谓西益宅就是宅地向西边扩大。
对此，《风俗通》亦以为是，并进一步解释日：“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有《礼记》曰：南向北向，西者为上。”这是说南北向的房屋，西边为尊长的住处，不能添建房屋。
随着住宅朝向的确定，门窗的方位也被确定。
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标志，是迈入室内的第一关口，中国人历来重视各种门的处理，风水更是对其投以深切的关注：“宅之吉凶全在大门……
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
“地理作法……全籍门风路气，以上接天气，下收地气，层层引进以定吉凶。”
(《相宅经纂》卷一、二)民间一般立门于南、东南及东三方，俗谓“三吉方”，又以东南为最佳，俗称青龙门。对照传统民居的大门位置，多与此说相合。古代门向的禁忌与住家的姓氏相关。
《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及《无何集》云：“角家门不宜西向，宫家门不宜东向”等，便是这种古俗信仰的例子，这一迷信近代已不习见。
门向禁忌更多的是涉及到门外的环境。在浙江金华，“旧时正门如果正对别家屋栋、墙角、山头、岩石等，认为是大不吉利的，必须祈求虎神相隔。”
(黄子奇《金华虎俗》)俗信以为，凡人家门前有西池，为哭字头，不祥；西边有池，为白虎开口，不吉，皆须忌之。
天津旧时盖房，忌讳自己的屋门正对着别家的门、窗和山墙，说是“窗户对着门，不打官司就死人。”“门对门，尽死人”。尤以门小者更遭其害，俗话谓之“大口吃小口”。若不能避，需于各自门内垒影壁墙，以挡避邪物侵袭。
门口正冲小巷及邻家房前兽头也不行，俗以为不吉，要设法破解。
门还忌正冲房檐滴水，俗话说：“房檐滴水滴门帮，一年之内死一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口伤小口。”
总之，这一类关于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多是为了避免“气冲”。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间有一简便的方法便是在门边置屏墙一堵，或直或曲。
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气畅”，因而屏墙多是不封闭的，如入口处的影壁等，使得内部空间还呈现与室外相融合流通的意向。
汉族民间在讲求自然地形之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邻建筑位置及向度上的相互关系。
总的要求是合乎情理，忌背合，即忌与众人的屋向相反。
风水称与众向相反的建筑为“众抵煞”，有“烦恼皆因强出头”的说法。
对于屋前空地(称作地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只可人高而略低，过低又不可，这正是中国“中庸”、“平均”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
在大门前忌种大树；在树种选择上，风水认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桅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奈杏”。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相宅经纂》卷四)。
河南开封一带流传一种“宅忌”民谣：“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桑与丧字谐音；“柳”指父母死后，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鬼拍手”是指杨树，多植于基地，其叶迎风作响，似人拍手。
民间还有“屋后不栽槐”的说法。据说古时有尊槐之风习，槐于古代是吉祥、长寿和官职的象征，因而民间禁忌植槐于屋后。
河南一带禁忌在院内种植楝树，以为楝子为苦豆，兆主人食苦果。南方沿海一带忌在房屋周围种芭蕉、香蕉，俗信易聚鬼，或令妇女得血疾。
《无河集》说：“有指草木言者：如宅东有杏主败；宅西有李主淫；槐主富贵；芭蕉，招祸之类是也。”这些禁忌，貌似无稽，若考察这些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可知其中颇有科学道理。譬如槐树喜光不耐荫，适宜种于住宅南面。榆树速生，枝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特别有意味的是榆树具有极强的吸附毒气、烟尘的性能，种于宅后能够净化空气保护环境，故有“百鬼不近”的说法。
房子建好后，要考虑室内的陈设和使用，这方面也有禁忌。在天津，立柜不能对着床。河北一带，有糊窗禁忌。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说，秋后农家糊窗，如果在十月初一以前糊好，必须在窗上一角留一小孔，等过了十月初一这一天后再补。
据说酆都城到七月十五日把鬼放出来，散在各二十五都不能出远门，更不能在外住宿，山东有些地方忌双日出门，说“要待走，三六九”。
假如已经选定了一个启程的吉日，但旧时忽然发生了不良的兆头，如，小孩跌了跤，大哭不止，失手打碎茶杯之类，则至少须延期一日，不然，很不吉利。
前面提到的杨公忌，是专门避忌出行的日子，据《无何集》云：“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皆未悉其原委，故为所惑耳。今按其说，乃是‘室火猪日’。其术元旦起角宿，依二十八宿顺数，值室即为杨公忌。”
按这样排列下来，杨公忌应当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相隔均为二十八天。这些日子都是禁忌出门离家的。至于杨公何许人也，考之不详。
出门在外吃饭，有许多禁忌，如不要先喝汤，不要端着碗喝汤，要用匙，不要泼了汤；不要失落了筷子，不要打破了碗。又“出门千里，不吃枸杞”。
枸杞为补肾强壮药。
这条禁忌谚语含蓄地告诫男子出门要注意控制自己，忌沾花惹草，寻花问柳。
“落店”睡觉时，不要铺着芏子睡觉，不然，会沉迷不醒。不要起床的时候站在床上，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站在或坐在人家的门槛上，主人家不高兴这样。
在山路上行走时，若有人叫自己的名子，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俗以为这可能是鬼魅在试探。
人名为人体的一部分，若答应了，灵魂便为鬼魅所逮，人将遭不测。行路时，还忌讳遇上殡葬的，借以为不吉利；或将衣帽脱下，扑打数次，以为破解，谓之“散晦气”。
在山里，旅行者最忌遇见瘴气。
远看着山头有烟似的、雾似的东西蒸蒸而上，这是瘴气发生了。抽叶烟是一个避瘴气的法子，还有其他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也可避瘴气。
农耕民族多有一种恋“家”的心理积淀，出行即意味着暂处，等到十月初一再收回去。如果十月初一前糊窗不留孔，就会把鬼糊在屋里了。
据《台湾风俗志》说，瘟疫鬼的居所，依旧时不同，常在室内各处，如中庭、东西壁下，床上、床边下、灶前、堂前等等，如果不知瘟疫鬼何时正在何处，乱动乱撞室内东西，则会受其祟患，染上疾病的。
汉族民间十分看中建灶。
河南一带旧时忌讳火门(锅门)朝东、西、南三向。
大门朝东西，犯了“烧东西”的忌讳；朝南也不可，只有朝北方好。
俗话说：“向南烧，燎太阳；向北烧，无祸残。”又说“扭南烧北，金银大堆。”其实，朝北立灶，是按照风势的特点确定的，并非虚妄。
居住禁忌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包括许多内容。譬如对于迁居，汉族就颇为忌讳。民间有“人搬穷，火搬熄”、“人搬三道空，火搬三道熄”之说。这是由农耕文化的特点决定的，农耕民族主张“安居乐业”，迁徙是家业衰败的表现。
万一不得不迁，又忌正月、九月迁屋，以为是凶月迁屋不吉。
迁居时，汉族认为“搬家先搬灶”，灶王爷与家谱要选迁移到新居处，其后才能搬别的东西。居住禁忌在农村现在仍有流行。
汉族禁忌—语言禁忌
山东一带喜称“二哥”忌称“大哥”，据说是与“武松”的传说有关。
武松排行老二，长得高大魁梧，因在景阳冈上打死一只猛虎而被民间称为“打虎英雄”；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却长得矮小丑陋。但光是这些还不足以形成忌称“大哥”的禁忌。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武老大的媳妇和西门庆勾搭成奸一点上。
人们忌称“大哥”实际上是怕像武老大一样，成为一个“妻子和人乱搞的”人。这种人，民间又称做“王八”、“乌龟”。龟，在唐宋以前是与龙、凤、鲮合称为“四灵”的神物，人多视为祥瑞，并不见有什么忌讳。以龟命名的人也不少，如李龟年、陆龟蒙等等。元代以後，开始用龟来羞辱娼妓之夫或妻子外淫之夫。据说是因为，龟不能性交，纵牝者与蛇交之故。
现在这种忌讳仍然流行，若骂人为“龟儿子”、“王八”，其必勃然大怒。民间忌言“醋”，称“醋”为“忌讳”，也与性行为有所牵连。因为俗常是把情场上爱妒忌的人说成是“爱吃醋”的。实际上，不但非正常的性行为会形
成某种语言上的禁忌，就是正常的性关系也会形成某种语言上的禁忌。
例如，民间嫁女忌说“嫁”而要说“出门”或“成人”，怀孕、生孩子不说怀孕、生孩子，而说“有了”、“添喜”等等。
中国人向有尊祖敬宗的习俗，祖先的名字和长辈的名字都不能直呼不讳。
汉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哈萨克族、布依族、藏族等许多民族的祖先崇拜习俗中都有这一类禁忌事项。
鄂伦春族认为直呼祖先的名字是对祖先的不尊，恐触怒了祖先而降灾于子孙。对于长辈，也不敢直呼其名，甚至不能把长辈的名字告诉别人。否则，认为家中会生下没有骨节的孩子来。
如果有什么物件与长辈的名字相同，要把物件改一个名称，改一个说法。否则，就要折寿早夭。
汉族不论说写，都忌言及祖先、长辈的名字。
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名“谈”，所以把“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六朝时，有人为避家讳“桐”字，把梧桐树改称做白铁树；清朝刘温叟，因其父名“岳”，竟终生不听“乐”。可见历代家讳之严。
直至现时，子女仍然禁忌直呼长辈的名字，更不能叫长辈的乳名，与长辈名字相同或者同音的字也有所避讳。尤其忌讳的是，晚辈的名字绝对不能与长辈的名字相
同，或者有谐音字、同音字。
否则，认为不尊长，是“欺祖”的行为。
不但晚辈忌呼长辈名字，即使是同辈人之间，称呼时也有所忌讳。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出于对对方的尊敬，也不直呼其名。
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忌讳也很多。
避忌与祖先、长辈之名同字、同音之外，还要考虑命相克妨，比如，命中缺金，忌讳以火或火旁字命名。
人的名字要避讳，人的岁数、属相也有所避讳。中原一带最普遍的岁数忌讳是四十五、七十三、八十四、一百岁等等。
据《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朔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岁，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又据河南河北一些调查资料表明，讳言四十五岁，其由来是与包公陈州放粮有关。
传说包公陈州放粮这年是四十五岁，中途遇盗，乔装王八（妓行鳖腿一类的角色）逃出险地，幸免遇难；又有传说为当年包公设计捉拿赵王。因赵王好淫，包公诈言身死，密嘱夫人与前来哭祭吊唁的赵王调情，骗取其上方宝剑，然后一举将赵王拿获铡死。这些传说虽不一定确切，然而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忌言四十五岁，实际上是与遇险、假死、当王八等凶祸不吉之事相关的。这些事中任何一点都足以形成民间的禁忌习俗。
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至今仍有此俗流行。岁数忌言七十三、八十四，据说与孔孟二圣的终年有关。传说孔子是七十三岁死的，孟子是八十四岁死的。因此人们认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连圣人都难以逃避的，一般人更不用提，所以都很忌讳。俗语中有“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眼窝刺”、“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等等一些说法。此俗流行于中原一带，其他地区也习见，至今不衰。岁数又忌言“百岁”。百岁常常用来指人寿之极限，如“百年和好”、“百年之后”等等都是暗指寿限之极的，所以若要到某个人的岁数时，是忌讳说百岁的。
真正是一百岁数，也要只说是九十九岁。否
则，不吉。
因属相可以标明一个人的年龄，且又指代自我的本命，所以俗间有忌言属相的禁事。旧时，艺人进宫唱戏除了记住当天宫中的“忌字”外，还要记住皇上、太后、皇妃等人的名讳、属相的忌字，否则，就要受责罚。清太后慈禧是属羊的，因而讳忌唱戏时提到羊字。连剧目、台词都要改。像《变羊记》、《牧羊圈》、《苏武牧羊》等都不能演。《女起解》中“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也要改成“鱼儿落网，有去无还”。据《清稗类抄》云：“盐城有何姓者，其家主人自以子为本命肖鼠也
，乃不畜猫，见鼠，辄禁人捕。久之，鼠大蕃息，日跳梁出入，不畏人。”
可见此种视属相为本命忌言及其习俗是有着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的。
民间有“说凶即凶，说祸即祸”的畏惧心理，因而禁忌提到凶祸一类的字眼，惟恐因此而招致凶祸的真正来临。
死亡是人们最恐惧、最忌讳的了。
所以“死”字是不能提及的。
《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这是从贵贱、尊卑方面对死事的异称，是某种等级观念的表现，然而也含有对“死”字的避忌意义，除了社会底层的百姓外，其他人均以改称避之。
后世人士庶阶层也极力想要摆脱、避开“死”字的不吉阴影，士大夫阶级又称“死”为“疾终”、“溘逝”、“物故”、“厌世”、“弃养”、“捐馆舍”、“弃堂帐”、“启手足”、“迁神”、“迁化”等等；庶民百姓也把“死”称做“卒”、“没”、“下世”、“谢世”、“升天”、“老了”、“不在了”、“丢了”、“走了”等等。
如今在战场上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死的人，也被称做是“捐躯”、“牺牲”、“光荣了”等等。
以这些满含褒义的赞词来讳避开那个“死”字。
鄂温克族称老人死为“成佛了”；小孩死称“少活了”。回族忌说“死”字，要用“无常”、“殁”等代替。
其他各族及各种宗教中都有许多字词是用来代替“死”字的，如果认真统计一下，恐怕不下百八十种。
关于“死”字，民间还相信不能儿戏，据清袁枚《续新齐谐》云，有谦语成谶的实例。
其文说曾有两位好友，一人病剧，另一人往视，随口说道：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古人。
病者拱手相让，说，还是您为先吧。
当时只是习于谦让，谁知探病者果然回去后便死了。由于这一类事情，使得人们不敢在“死”事方面戏言，惟恐弄假成真。更忌讳有意以死亡事咒人。如果无意间说出“死”、“丧”等字，要做
喷嚏状或连唾几口唾液，以破解之。
平时与死亡、丧葬相关的事，也忌讳提及，以免引起不好的联想。
比如民间忌
讳说“棺材”、要说成“财（材）”、“寿材”、“寿器”等等。
殡葬时棺材进门要说：“官（棺）也来，财（材）也来，财丁（材钉）两旺一齐来”等等吉语，以破不祥。
俗间又有地名犯冲的禁忌，以为某些地名有凶厄的意义，或者能够冲犯自己的本命，因而忌讳提及或者忌讳过往、居住于此地。
《三国演义》中凤雏死于“落凤坡”的传说，便是基于这一俗信禁忌而形成的例证。
河西林县有有“失阵村”的地名，因其名不吉，客商、军伍向不进驻，后改为“石阵村”。又有杨家营与郎垒村，毗邻相望，久不往来。皆因“杨”与“羊”谐音，“郎”与“狼”谐音，杨家营人恐与郎垒村人往来会被冲破克伤自己的本命。至今两村通婚仍有忌讳。
有些数字在民间也有吉凶的分别，因而也有宜忌。
数字的单双有吉凶的感应性质，一般喜事忌单喜双，凶事忌双喜单。这是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反映。
总之，语言禁忌是建立在语言神秘感、语言魔力信仰基础上的。
设若人们只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是一切事物的外壳形式，是人们自己创造、主宰的一套符号系统的话，那么语言的神秘感便会马上消失，语言的魔力信仰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语言方面的禁忌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淡漠乃至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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