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体普遍性
一般人格权的主体，是普遍主体。一般人格权仅自然人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享有一般人格权，且公民和公民之间之间一律[平等]。但必须注意的是，在法学学术的现实意义上，个体人格权与群体人格权分离并缜密剖析，个人与公民的人格权概念区分和个人与法人的人格权区分，他们在实质意义上没有平等性。具体人格权应该从具体法律细则中探究或加以评测，而不能从抽象且不具体的人格权独立、自由和尊严加以掩饰，这样只会将现实法律与人格权疏远，并且加剧社会个人主义彰显和罪责形态的意识出现，事实上，人格权的实质并不能以高度概括和以“独立自由尊严”的幌子的形式出现。
2、权利内容极具广泛性
对此，学者有精辟的论述。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一般人格权具有概括广泛性。莱普迪则认为一般人格权不仅涉及国家和个人关系，而且也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所包括的具体人格权，在我国，其实本质上应该采取具体人格权意识的表达涵义，即包含具体人格权权益意识的修饰。人格权法需要在现实的法律意义上大胆加以修饰、诠释以及表达。而从法学角度，人格权法也不能以一般和具体形式加以阐述，人格权法的权力标的的本质应该是侵权法主体中的群众和个体，以正向推动的条文需求及完善目的而加以诠释和阐述是大势所趋。
3、人格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一般人格权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是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虽然对具体人格权有概括的作用，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权利，是人身权中的基本权利。一方面，它决定着和派生着各种具体的人格权，另一方面，它更为抽象和具有概括性，成为人身权中最具抽象意义和典型性的基本人格权。法学人格权的最终目的是将人权与人格权的意识形态完全诠释和区分开来。
人格权是指为民事主体所固有而由法律直接赋予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利。人格权是一种非财产权,因而与财产权相区别。人格权是一种支配权，因而具有排他的效力。人格权是一种绝对权，因而任何他人都不得妨碍其行使。最后，人格权还是一种专属权,即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人格权是社会和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属于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在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在中国，我们应该就人格权在意识形态体系中探讨或者将人格权置于实质法律中探讨加以研究。 人格权包括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特征
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相比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主体普遍性
一般人格权的主体，是普遍主体。一般人格权仅自然人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享有一般人格权，且公民和公民之间之间一律[平等]。但必须注意的是，在法学学术的现实意义上，个体人格权与群体人格权分离并缜密剖析，个人与公民的人格权概念区分和个人与法人的人格权区分，他们在实质意义上没有平等性。具体人格权应该从具体法律细则中探究或加以评测，而不能从抽象且不具体的人格权独立、自由和尊严加以掩饰，这样只会将现实法律与人格权疏远，并且加剧社会个人主义彰显和罪责形态的意识出现，事实上，人格权的实质并不能以高度概括和以“独立自由尊严”的幌子的形式出现。
2、权利内容极具广泛性
对此，学者有精辟的论述。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一般人格权具有概括广泛性。莱普迪则认为一般人格权不仅涉及国家和个人关系，而且也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所包括的具体人格权，在我国，其实本质上应该采取具体人格权意识的表达涵义，即包含具体人格权权益意识的修饰。人格权法需要在现实的法律意义上大胆加以修饰、诠释以及表达。而从法学角度，人格权法也不能以一般和具体形式加以阐述，人格权法的权力标的的本质应该是侵权法主体中的群众和个体，以正向推动的条文需求及完善目的而加以诠释和阐述是大势所趋。
3、人格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一般人格权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是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虽然对具体人格权有概括的作用，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权利，是人身权中的基本权利。一方面，它决定着和派生着各种具体的人格权，另一方面，它更为抽象和具有概括性，成为人身权中最具抽象意义和典型性的基本人格权。法学人格权的最终目的是将人权与人格权的意识形态完全诠释和区分开来。
人格权是指为民事主体所固有而由法律直接赋予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利。人格权是一种非财产权,因而与财产权相区别。人格权是一种支配权，因而具有排他的效力。人格权是一种绝对权，因而任何他人都不得妨碍其行使。最后，人格权还是一种专属权,即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人格权是社会和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属于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在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在中国，我们应该就人格权在意识形态体系中探讨或者将人格权置于实质法律中探讨加以研究。 人格权包括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中文名称
人格权
外文名称
Personality right
地位
社会和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
应用领域
法律
概念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但人格权与人权是不同的属性概念。相对于人格权，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和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和生活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这样必然的引向人格权利范畴，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中国学者在对人权概念的分析上，虽然具体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在对人权包括应有权利这一点的认识却是相同的。这里的应有权利中“应有”的含义就是指，根据某种渊源或基础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其中人权在它的本来意义上是一种应有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是一种更有保障的人权，实有权利是人们实际能够享有的权利；从本质上讲，人权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和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益。也有学者认为，人权有四种存在的形态：（1）应有权利；（2）法定权利；（3）习惯权利；（4）现实权利。还有学者认为，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它是在道德权利、普遍权利和反抗权利这三种意义上使用的。还有学者通过对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人权的认识的分析，认为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或其结合）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一般来说，西方的学者多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论证人权的应有的含义，而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中国学者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论证，但无论如何，都认为人权与实定法所确认的，特别是宪法所确认的具体权利是不同的，人权虽然有一部分表现为法定权利，而且人权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地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但人权始终是高于法定权利的，它既可以用来为法定权利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依据，也可以用来批判法定权利，促使法定权利的制定符合人权的要求。相续的，人格权很大意义上可以弥补人权法所带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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