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速的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今天说的这本书就是杨绛先生的作品《我们仨》，本书一共9万字，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述书中精髓。
杨绛，(1911--2016)，钱钟书夫人，原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杨绛先生于2016年5月25日去世，享年105岁。
《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所著，该书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我们仨》由三部分组成。三个部分相互独立，各自成篇，又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可以看成是整个作品的序言，以"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拉开了整个作品的序幕。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完全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是整个作品的"倒序"部分。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采用回忆录的写法，将63年一家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阅读这本书，我们会慢慢走近杨先生的内心世界，体会那平凡无奇而又弥足珍贵的生活记忆。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钱钟书和杨绛灵魂相守、生死相依的爱情，同时也能感受到学者家庭的单纯与温馨。
首先，我们来读《我们仨》的第一部分，我们都老了。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
……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这时，电话响了。电话里通知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接钱先生开会。
第二天，送钟书上了神秘的大黑汽车之后，杨绛先生忐忑不安，心神不宁。
孝顺聪慧的阿圆多方探寻，得知父亲下落，于是带着母亲走上了古驿道。母女俩带着所有的现金和存款，来到了规矩诡异的神秘客栈。这些经历在第二部分有详尽的描述。
钱先生去世后后，杨先生坐卧不宁，回忆起退休前在丈夫女儿许的愿。
“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
钱先生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你退了，能休吗？”
杨先生觉得自己对家务不够尽心尽力，大半生只在抱歉。钱先生深深感激妻子的付出，只要是妻子做的菜，他和女儿都叫好。钱先生还常常亲自下厨，做好早餐，送到妻子身前。
最让人感慨的是，他并不认为家务就该妻子做，而且心疼妻子退休后依然要工作。这一点，在当时，甚至是现在，很多丈夫仍然做不到。钱钟书先生开明的思想和对妻子发自内心的疼爱可见一斑。
杨绛本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从宽裕的娘家“下嫁”到寒素的钱家，为了支持钱钟书创作《围城》，自己心甘情愿地承担家中所有事务。
劈柴生火做饭洗衣，杨绛都是外行，她经常被煤烟染成花脸，给滚油烫出泡或者切破手指。因为急着想看丈夫写出的长篇小说，狼狈不堪地做着蹩脚的灶下婢，她也满心欢喜。
杨绛曾说，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钱钟书怕妻子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贴让杨绛大为感动。
每天晚上，钱钟书都把写好的稿子给杨绛看，急切地瞧她的反应。最最温馨的情形就出现了，杨绛写道：“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而后期盼着分享爱人明天的作品。
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带着厚厚的眼镜，彻夜不眠，在桌前争分夺秒又小心翼翼地整理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动容。
钱曾总结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二人相互欣赏，相互鼓励，志同道合，是世间罕见的美满爱情。
在第二部分，杨绛先生花了三章都在写古驿道的长梦。走上了古驿道，似乎有点难懂，实际上是以梦境的形式讲述了在最后几年中，丈夫和女儿相继住院，作者一个人奔走在家和医院之间，努力照顾、拼命挽留亲人的情感体验。
女儿带着杨绛先生走上了古驿道，驿道两旁都是古老的杨柳。病后的杨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在船头的岸边看到了311号。于是，母女俩上了船。
我们三人终于在船上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钟书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
女儿要赶回学校去上课了。
剩下年迈的杨先生一个人呆在这儿，还要严格遵守客栈的规定，太阳照进船舱就得回客栈，杨先生心理没着没落，却还是说让女儿快走。
杨绛先生就这样一个人在客栈和311号船之间的古驿道上，小心翼翼、步步留心地走着。
以上的这一切都是杨绛先生万里长梦中的情形。在这一部分中，很多事物都有象征意义。
比如前面提到的，钱钟书要去开会，很神秘，不让人知道。“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电话就挂断了。
这个神秘的电话，充分埋下了伏笔。这是杨绛先生无法理解、无法接受钱老先生去世的写照。
客栈、小船和古驿道，对应着现实中的家、医院和两地间的路途。
古驿道上一个一个的客栈象征杨绛先生不忍老伴的离去，一次次的地挽留，却又一次次的地失去。这是一种若隐若现，朦胧的，彷徨的，无奈的告别。
后来钱瑗生病，杨绛先生两头跑，回来晚了怕进不了古驿道，但又不得不去看钱瑗，这体现出了她的矛盾与无奈，身心疲惫，很难熬。
柳树是古代诗歌表达离情别绪这一母题的原型意象，是中国抒情传统中的分离树，它所含的韵味是苦涩的。文中关于杨柳的描写不断出现：
“堤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一棵棵秃柳。”
柳树的变化暗示着时间的推移，寒柳和秃柳象征死神日渐逼近，与亲人的永别就在眼前。
作者在医院和家中两地奔走，极力挽留，却留不住，无可奈何地眼睁睁看着家人渐行渐远，自己也像柳树的黄叶，脱落飘零。
作者运用现代派意识流的手法，写出真实的主观感受的真实，同时运用古代诗歌借景抒情好和象征的手法，表达我们仨在相守的最后几年中依依不舍的悲情。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梦幻”的形式描写女儿和丈夫最后的岁月吗？
也许一方面是因为那是作者不愿、不能、不敢去回忆的、让人撕心裂肺的岁月，作者还没能从伤痛中走出来，还无法正视那一段生活，不愿再去重复亲人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另一方面，死亡本来就是虚幻缥缈的东西，是很难用文字把握的东西，用梦幻的形式去描写死亡，更容易揭示死亡的真实面貌。
我们仨共同走过63年的岁月，最后几年，死神逼近，丈夫和女儿躺在医院里。
作者一个人心力憔悴地整日奔走，这一路再也无人陪伴，即使作者已是八十岁的老人，即使外界围绕钱钟书的是非纷扰不断，即使作者要时时面临生死诀别的惶恐。人生路迈向终点前，她始终没有逃过命运的捉作弄，失去了他们。
接下来杨绛先生在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中，一个人重温我们仨一起走过的岁月，以这种方式和家人再聚聚。
1935年7月，25岁的钱钟书和24岁的杨绛相携同赴英国牛津求学。钟书先生刚到牛津便亲吻大地，磕掉大半个门牙。想想那情形，有点滑稽，呆萌的钟书可爱得紧。
钱先生自幼便鲜少生活能力，不会系蝴蝶结、握筷子像小孩那般一把抓、穿鞋分不清左右脚、上街便失去方向感，只认识四种颜色，行事常常拙手笨脚窘态百出，又充满着骄傲的书生气。
杨绛先生生产期间，钱先生一个人过日子，常到产院探望，老是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杨先生回忆到，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把台灯砸了。我都说：“不要紧，我会解决好的。”
每次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看，钟书先生对妻子如此依赖，简直就像儿子依赖母亲。同时钟书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痴心守护着家人。
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钱钟书对女儿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
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但这个呆萌学者，一遇到原则问题，就寸土不让。全书唯一的一次吵架是在出国的轮船上。
杨绛回忆道：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
这一对学者夫妇，与家常的柴米夫妻截然不同，吵架都是为了知识。
钟书君平时宠着妻子，一旦涉及专业知识上的问题必定力争到底。钱先生在知识上较真儿，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哪怕是权威，甚至是毛主席这样的国家领袖。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
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
看，毛主席的文章有错，钱先生也必定追究到底，落得狂傲的名声也毫不在意。
这个平时颇为可爱的呆萌学者，在祖国遭难时，立场却很坚定。
1938年8月，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在上海沦陷期间，不少人都出逃国外，他们却选择回到祖国，坚守上海。
祖国硝烟弥漫，在国外正可以躲避，他们却着急回国，心甘情愿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唱也不听爱国高调，坚守沦陷区，一腔爱国赤子情让人由衷敬佩。
除了呆萌的钱先生和什么都能解决的杨夫人，在杨绛先生的回忆中，爱读书的女儿钱媛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绛先生这样回忆道：
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
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钟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
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
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
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言传身教对孩子有无可替代的影响。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为人刚正。
逝世后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好友的缅怀。
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
现在很多父母为孩子不喜读书而头疼不已，却不懂得反思自己。如果天下的而父母们都能像钱杨夫妇这样爱读书，孩子怎么可能不好好学习呢！
就这样，在沦陷区上海，我们仨艰难而又温馨地度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钱杨夫妇带着钱瑗北上，开始清华大学的执教生涯。
钱先生从蓝田师院回到上海时，陈麟瑞邀请他到暨南大学任教。
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沦陷区度日艰难，钱先生一听说要辞退别人，马上退让。
钱先生满腹经纶却没有丝毫傲气，有团队精神，听从调度，愿意吃亏。他服从调配，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外国文学而研究选注宋诗，不能回自己的专业工作，尽管心里感到委屈，也愿意接受，而且在这个非专业岗位长期坚持工作，写出了《谈艺录》《宋诗选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管锥编》等著作。
我们仨就这样一起走过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接下来，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这一部分，杨绛先生写得很委婉，我们似乎没感觉到文革对这个家的巨大冲击。
这十年中，我们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在此期间，支撑我们仨度过艰难岁月的，除了坚定不移的信念，还有我们仨专属的“石子”。
杨绛先生说，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
在文革期间，“石子”是我们仨相依为命，共同面对命运的惊涛骇浪的精神支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着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
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
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为妈妈做一套睡衣。为爸爸带来一大包他爱吃的夹心糖。
为了接济被冻结存款的父母，懂事的钱媛将除饭钱以外的钱都拿出来，贴补给父母。钱媛心疼父母，而父母同样也以为她的懂事而感到心疼。
隔着半个世纪的时空，这幅情景，我们读来依旧感动至深。一枚枚石子，是我们仨风雨中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的见证。
后来经历过劫难的钱杨夫妇回到北京，避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
在那里，我们仨得到了钱瑗的同学和朋友的热心帮助，钱先生哮喘病也得到治疗。我们仨带着一枚枚石子，迁入清华大学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在这间危险房里，钱先生带病完成了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后，继续写《管锥编》，杨先生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钱杨夫妇都不停顿的读书学习，淡泊名利，惟愿清净度日。
在20世纪80年代，钱先生的小说《围城》被导演黄蜀芹改编成电视剧，引起了一股“围城热”。
杨绛先生告诉我们：“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
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真担心他冲撞人。”
钱杨二人不愿卷入名利场，钱先生力辞清华文学所顾问、社科院副院长等职。
杨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几番推脱不过，才答应出访西班牙。
钱先生与杨先生二人志同道合，三观一致。他们常年勤奋工作，甚至大年初二还在忙碌，不愿接受拜年，深怕被人打扰。
一个人时间用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他们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将有见不完的客人，参加不完的活动，就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那我们看到就不是文化巨人夫妇了。
最令人敬佩的，还是她的女儿钱媛。
钱瑗因患脊椎癌入院，问病的人络绎不绝，她还偷功夫学习，并且请求母亲把《我们仨》让给自己写。
她仰卧着坚持写完了五篇，五天以后就在沉睡中去世了。
杨绛先生选录了前言、目录和11页内容，钱瑗娟秀的字迹写在文研所的稿纸上，以充满温情的笔触回忆我们仨的动人往事。
钱媛在书中写道，1941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5岁。他天天逗我玩，我当然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
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
这些手稿杨绛先生都奉若至宝，保存得完好无损。
钱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她大约是我们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最好的女儿。
钱瑗从小受父母影响爱读书，善于“格物致知”，而且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对长辈极孝顺，从小会照顾人。
在文中，杨先生回忆到，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
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钱瑗小小年纪，将照顾妈妈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她还会非常贴心地安慰爸爸：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打油诗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所以这个家里的三个人都有多种角色：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杨绛说，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钟书则是母女的老师。当她们遇到无法解决的文学问题时，才会请教钟书。问一声，总能解决。在学问上，他很高大，在生活上，他又很弱小。
杨绛先生谈到女儿，总是很自豪，她说：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
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
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而且，钱瑗的乐于助人，还成就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她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
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帮助别人，往往是在帮助自己。
钱瑗作为钱杨夫妇的女儿，家教良好，天资聪颖，而且吃苦耐劳，智商和情商都超出常人。如果不是那么早就去世，将来一定是另一个“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故事讲到这，《我们仨》接近了尾声。杨绛先生饱含深情地描述了“我们仨”这个堪称完美的书香之家，这样的家是中国幸福家庭中最完美的样子，是无数人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
这个三口之家，父母皆为饱学之士，温文尔雅却不迂腐，嗜书如命却不迷信经典。女儿在书香熏陶下长大，机灵风趣，记忆力创造力超群，夫妻互赠诗歌，母女作同题文章。一家人志趣高雅，其乐融融，经得起乱世的流离辗转，享得了和平年代的岁月静好，真真羡煞旁人也。
《我们仨》是钱杨一家的断代史，更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的沉浮史，阅读这本书，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波澜壮阔而又温馨无比的岁月。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藉由这本书完成了一次心灵净化的旅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持续关注50本好书精读计划，最高速的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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