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 中日间的历史摩擦在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为此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在同年9月27日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虽然常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特别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 不过，自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其表现之一是小泉首相固执地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也曾经作为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的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与前任首相对比，小泉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做法，他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反映了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 日本政岩激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的另一表现是给日本右翼炮制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审定合格”。特别是在最近，对右翼通过修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再次“审定合格”。其中，民间提交的某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独岛（日方称其为“竹岛”）问题在日韩之滚枣空间存在争议”的表述，竟被官方强制修改为“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倒退，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战战败国、也是日本在当年的轴心同盟国德国、意大利，都以谦虚的态度迎接这个“历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摆出傲慢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以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来“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还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大瞎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动；另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声称要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他们似乎忘记了：联合国的诞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小泉首相年年顶礼膜拜的甲级战犯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审判，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果。 人们质疑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当政的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以及源于历史问题的各种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总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与邻为敌的错误政策，诚实而谦虚地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表现出诚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显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对待历史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战后日本长期轻视正确的历史教育的结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这是前辈干的事”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1）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 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四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四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批评小泉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 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中国、韩国、朝鲜以及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仍是一个实际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第一，历史问题的困难性表现在，在遭受过日本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亚洲各个邻国方面，战争和殖民统治给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众中间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尽管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无法感同身受，加之战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故意“忽视”近代史教育，加上时间的推移，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二，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它不仅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包括诸如处理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等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独岛等由于历史问题和美国安插所引起的现实的领土争端，日本政府在这些现实争端上的表现与其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对受害国来说，现实的岛屿争端则与历史问题互相“火上浇油”，导致举国民情激愤的局面。由于历史问题与“遗留问题”、“现实问题”相互牵连导致的纷繁复杂性，极可能导致日本与受害国之间的关系摩擦不断、险象环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那样，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个什么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应。 第三，历史问题的情绪性表现在，由于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历史伤疤上撒盐，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愤怒；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传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众当中引起了“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之类的情绪性反应。这样，围绕历史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 第四，鉴于上述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料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将可能延续很长时期。需要指出，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他们的“习惯用语”就是“那场战争在我们出生前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而且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担任首相的政治家则早早表示一旦当上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这预示中日历史摩擦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双管齐下发展中日关系 笔者断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关于中日间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判断。我们要坚持“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原则，对原则性问题要一以贯之，永远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既要继承两国友好交往的传统，更要汲取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 “以史为鉴”，不是要重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共同面向和开辟未来，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它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 中日历史摩擦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主张否定历史的日本为一方，以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能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认侵略历史。我们既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就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应该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倦厌烦”、“不愿重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且联合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外国人，结成共同战线，同篡改侵华战争、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历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案的日本右翼展开国际大论战。 当然，我们在开展这场斗争的场合，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限定打击面，避免过激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必须进行严正交涉甚至抗议，对少数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言行则不必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之间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 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虽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 在国内，我们对民间的感情必须尊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员，在感情上同广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国家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们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即一方面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种“双管齐下”新局面很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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