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八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时，掌握清朝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由于以下原因，对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态度:一、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后党集团在战争中一味避战求和，妥协投降，对战败签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慈禧畏惧“外患日急，人心激昂”，不得不在政治上暂时退缩。二、社会上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已形成强大舆论，慈禧不得不稍顺舆情，以示不无“改弦更张”以“救时”之意。三、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她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是可以接受的。四、对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她是要坚决镇压的，也不能容许光绪帝实行维新派的路线和政策。所以从一开始她即做着政变的准备，但须从容布置，待机而动。五、光绪十五年她已宣布“归政”，戊戌年春光绪帝又大胆向她要权:“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对于这位已经“亲政”、得到维新派支持、受到英、美列强关注的青年皇帝的废立，她不能无所顾忌，在他没有明显出轨的行为之前，她既不能擅行废立，也不能完全不给他“事权”。故此对光绪的争权，她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她的对策是牢牢抓住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绝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为此，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的第四天，她就胁迫光绪帝下了三道谕旨(参见“己酉三旨”)。二十八日，任命后党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六，派后党骨干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慈禧除掉了光绪最宠信的重臣翁同稣，控制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并由其心腹党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及京畿重地，怀塔布和刚毅等掌握了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及警卫权。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直到七月中旬，慈禧再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她住在颐和园里，静观着光绪帝发布的一道道新政诏旨，冷视着帝党君臣和维新派为变法新政付出的焦虑和操劳。轮桐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军政实权的官吏均系慈禧所任用，他们对新政的态度以慈禧的好恶为依归。认真办理新政者，仅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其他督抚对新政诏书一概采取抵制的态度。尽管光绪皇帝曾“三令五申”，“数四严责”，但“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因为光绪对督抚皆“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 有一点慈禧和荣禄看得很准，即随着变法新政的推行，会触及到顽固派的阶级利益而调动起他们对新政的仇恨。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使醉心科举的封建士子失去“安身立命之业”；裁汰绿营，使平日坐吃空额的腐败军官断绝了“外快”；要八旗旗丁“自筹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又使清朝入关250年来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失去特权。这些改革措施虽不能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却处处牵动封建官僚及其社会基础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拼死反抗。七月中旬，光绪帝在官制改革和人事任免方面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裁冗员。七月十四日，颁谕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衙门，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这三省督、抚同城)、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二是七月十九日，如桐卖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六名堂官全部革职。三是二十日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裁撤闲散衙门，使那些长年尸位素餐的官僚“失其所恃”，人事任免又使顽固派受到沉重打击，改革派力量得到加强，尤其是军机四卿的任用，“谕旨皆令拟撰，宠任在军机大臣上”，更使顽固派忍无 可忍，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顽固派大臣纷纷活动，策划政变。怀塔布被免职后，他的老婆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准旗人“自筹生计”的上谕颁布后，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大臣立山(?―1900)等率下属官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哭诉新政对满人之不利；怀塔布与后党御史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伺机反扑；庆亲王奕？渣逗、端王载漪(1856―1922)等亦一同哭请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感到有必要行动了。特别是七月末光绪帝的几个动作，更成为她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一、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初期就准备采纳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因顽固派大臣阻挠而未能实现。后康有为又提出仿前朝故事，开懋勤殿招纳维新人士为顾问官，“延聘东西各国政治家共议制度”，与制度局的作用相同。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并已拟好包括康、梁在内的顾问官名单，次日，到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事。如能实现，即意味着维新派上台。慈禧勃然变色，发怒骂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死无所矣。”二、召见袁世凯。这是康有为等围困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秘密军事政变计划的重要环节。七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分别上折推荐袁世凯，“请予破格之擢”，厚其兵力，“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辅”。光绪帝不知维新派的“密谋”，但为捍卫新政，防范顽固派反扑，当天即传谕，令袁来京陛见。八月初一、初二，两次召见，赏其侍郎衔，责成专办练兵事宜，暗示其可不受荣禄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举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极大不安和疑忌，他们害怕光绪和维新派掌握了兵权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三、准备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时期曾积极策划和推行改革政策。戊戌变法时期以个人游历名义来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在慈禧、荣禄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书生并不足畏，他们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最害怕光绪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从慈禧手中夺回统治实权。后党集团深知，伊藤来华，决不是为了“游历”。按照当时报界的分析，伊藤“此行关系甚大”，其来华“颇有深意存焉”。确实，伊藤此来是为了解中国变法的情况，企图对中国维新运动施以影响，使之纳入符合日本侵略利益的轨道。而维新派对伊藤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业绩颇为景仰，希望他能帮助中国谋划新政。故伊藤到京后，康有为即专程拜访，告以光绪无权，慈禧掣肘，顽固守旧大臣阻挠变法等情，请伊藤在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使“太后回心转意”。不少维新人士奏请皇帝，聘任伊藤为新政顾问官。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建议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又令杨深秀和宋伯鲁疏荐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光绪帝接受建议，定于八月初五接见伊藤博文，初八接见李提摩太，准备聘为顾问官。面对这种局势，后党集团异常惶惧，慈禧决定抢在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由杨崇伊首先发难。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任监察御史，李鸿章姻亲，并为荣禄所倚重，乃后党中坚。光绪二十一年曾上折攻击强学会，二十二年又秉承李鸿章意旨，疏劾文廷式。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往来于京、津之间，与荣禄密谋政变。八月初三，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主要说了三件事:一曰:“今春会试，公车骄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二曰:“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三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前两条说出了顽固派蓄谋政变的基本原因；后一条说出了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杨折仅400余字，却 足以成为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据。同日，后党主将荣禄调兵遣将，为慈禧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他在一天内连发三封电报，佯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调董福祥军进驻天津陈家沟，以切断京、津交通；令奉召进京的袁世凯“即日回防”(袁因须等待初五“请训”，未能即日回防)。至此，政变之弓已张满，只待箭发。 在变法新政的危急时刻，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挽救新政做过殊死努力。七月二十九日，慈禧为开懋勤殿事发怒后，光绪帝意识到大势已危，次日即召见杨锐，赐给“密诏”一道，令其会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妥速筹商”救援办法，诏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一语。八月初二慈禧面告光绪:康有为“紊乱朝纲，诽君谤上”，应“拿办”。当日，光绪帝即召见林旭，授以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火速离京，脱离险境。原来杨锐接第一道“密诏”后，“震恐不知所为计”，竟延误两日未将“密诏”传出，此时才传给林旭。初三晨，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共同商议救援之法，决定采取两条对策，一是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康有为、容闳、梁启超分别找过英、美公使及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但均落空。英、美、日帝国主义为与支持慈禧的沙俄抗衡，企图扶植光绪帝向后党夺权，进行符合他们侵略利益的改革；康有为等也主张实行联络英、美、日以制俄的外交政策。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英、美、日帝国主义发现帝党和维新派毫无实力，并认为维新派的变法“过分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其实是唯恐维新运动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妨碍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故称赞“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所以不愿给维新派以实际的帮助。二是借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推翻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当晚，谭嗣同往法华寺袁世凯居所，当面说袁起兵勤王，要袁先在天津杀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一半守卫皇宫，保护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佯作应允，唯借口枪械、子弹均由荣禄控制，一时不及准备，须俟九月光绪奉慈禧赴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曾颁诏，预定九月至天津阅兵)，谭只得同意。他却不知政变之箭已在弦上。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训斥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良久才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命将光绪软禁于南海源台涵元殿，派亲信太监严加看管，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他的被囚禁，意味着百日维新事实上的终结。故此八月初四，乃慈禧发动政变之日(另说初三、初五、初六)。初五，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下，光绪最后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以光绪有病为辞，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同日，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遵照光绪帝前发密诏，离京南下，后乘英轮逃往日本。袁世凯在初五请训后立即回津，径奔直隶督署，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等“杀禄锢后”的“密谋”。荣禄大吃一惊，但并未立即向慈禧告密，因虑维新派“密谋”会涉及光绪帝，一旦揭开，光绪被废，则易引来外国干涉，势必危及后党政权。故此沉吟良久，直至初六晚杨崇伊自京来津报告政变已“自内先发”，才拟密折，次日由杨崇伊转托奕？，报于慈禧。慈禧得报大怒，立即于初八审讯光绪关于谋围颐和园之事，光绪表示不知。初九，慈禧下令逮捕“叛逆要犯”谭嗣同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五人连同先遭逮捕的康广仁一起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 六君子”。八月初十，梁启超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其他还有维新人士及帝党官员多人，或开缺回里，或革职拿问，或遣戍边疆。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太后训政后，曾令军机大臣议论新法旧法之利弊，以决是否废新复旧。新任军机大臣启秀(?―1901)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刚毅谓:新法皆康有为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慈禧遂决定恢复旧制。八月十一日开始，陆续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亦重新设置；停止普通官吏和百姓上书言事；取消官办《时务报》，全国报纸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停办经济特科，恢复武科弓箭刀石之试等等。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项，并不废除，而要“切实次第举行”。正因此，才有光绪二十七年之所谓“清末新政”。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tuqiang/content.jsp?n_id=592&page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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