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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一共七次。
郑和下西洋分别到达的国家有：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
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
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和不刺哇国。
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随船队到北京朝贡。不久，明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
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遣回古里等十二国使臣。 一说，辅政大臣还曾于该年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 ，这与《明实录》原文有出入。
但无论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天顺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监福安几次向明英宗派陈奏自下西洋停罢后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并曾请求派官员下西洋采购黄金，为明英宗所拒。
扩展资料：
郑和下西洋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本着“和则相生”、“乐群贵和”的方针与亚洲各国友好往来。“1911 年，锡兰岛上的加勒发现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
根据当年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是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树立。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
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贡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
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国树立的这块宗教石碑情况看，尽管宗教信仰不同，明朝仍有和锡兰国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
郑和不希望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因而采用这种方式来求同存异，从中亦反映了儒家文化“贵和”的思想。
据史料记载面对傲慢不恭并且从事海盗活动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郑和等人最初采取了回避冲突的态度，忍辱负重，贵和、重和，试图化干戈为玉帛。
但最终因自身出现危险所以才被迫予以应战。永乐九年( 1411)，郑和将亚烈苦奈儿归献明朝，“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与衣食，命礼部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
从郑和以至明成祖处理此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倾向看，明朝君臣并没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对方，而以“和”来协调两国关系发展。
儒家主张自我修炼的内敛人格，提倡“和”为贵、“温良恭让”、“君子无所争”的文化思想与西方所提倡的向外扩散、开拓和追求的意识迥然不同。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夷”，“民胞物与, 泛爱万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郑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华夷同视”。
重情义，轻利益，“乐群贵和”的儒家文化影响着郑和的整个航行生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尽管郑和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访问西洋诸国。
也不会在海外广建殖民地，更不会实行血腥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黑奴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对稳定该地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也为明清两朝为核心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形成作出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铸造了郑和，而郑和却用儒家文化谱写了另外一种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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