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报显示，张生瑜税前年薪为89.1万元，未持有同仁堂的任何股份。
去世前，他还在同仁堂内部身兼数项要职：同仁堂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的子公司同仁堂健康药业副董事长。
“张生瑜身为上市公司的领导，压力能不大吗？”
同仁堂工作人员说，再说，他外面的事务也很多。
据记者了解，中国企业家“过劳死”现象越来越多。
1999年5月4日，“中国火腿肠大王”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在实现了春都A股上市交易并从股市募集了4个亿的现金后，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2001年7月31日，率先掀起国内啤酒并购狂潮的啤酒业铁腕人物、“拼命三郎”青岛啤酒集团老总彭作义猝逝；2004年11月7日，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2004年4月8日晚，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的工作猝死；2005年9月18日，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38岁的孙德棣辞世……
上述企业家离去的背后，仿佛都有“过劳死”的身影。
浙江001电子集团董事长项青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王均瑶的死正是因为太劳累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每天工作18个小时左右。
“我正准备7月25日参加同仁堂的会议，本来张生瑜到时还要请我当董事战略委员会的主任呢。”
同仁堂独立董事王连洲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事发两天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张生瑜英年早逝啊，太可惜了。”
“张生瑜人很好，有头脑，很热情。
同仁堂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很难经营。
张生瑜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投资者利益，国家宏观调控、社会责任等等方面，这些国营企业的特色他都要做到位，确实很辛苦。”
不少人对张生瑜这样评价。
“过劳死”的立法困境北京市世纪律师事物所的杨培胜律师表示，目前，对“过劳死”还没有相关的定论，主要在于这个“过劳”是因谁、因何事而过劳。
长久以来可能因为工作积劳成疾，虽然在法理上可以讲得通，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但在法律上的取证却显得很困难。
他说， 在制度层面，我国对“过劳死”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尽管讨论了多年，“过劳死”仍没有纳入工伤的赔偿范畴。
对于“过劳死”，国家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因工作过度劳累致死的这部分特殊人群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或者专门立法来防范“过劳死”，保障劳动者的合理休息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范’，导致包括‘工作压力猝死’现象越来越多。”
“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是指在社会变迁加剧的情况下，旧的社会规范快速失去作用，新的社会规范又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或尚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出现的规范真空或规范混乱的情形。
李迎生教授说，“就‘工作压力猝死’的现象而言，与社会失范的联系十分明显：劳动者权利保护与社会保障法制与机制建设的不健全、社会流动的不通畅、社会信用的缺失等等，都是社会失范的具体体现或因社会失范而造成，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工作压力的加大，容易引发‘工作压力猝死’。”
李迎生教授认为，“‘工作压力猝死’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
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压力都加大了：经营者面临着提高效益，开拓市场的压力；普通员工面临着失业的压力。
企业文化过于关注经营效益，而不太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和人际环境，使员工的压力难以得到及时的舒解。”
李迎生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作场所建立专业社会工作制度，以适应和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从而杜绝“工作压力猝死”现象。
（责任编辑：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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