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城，这在基督教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基督徒对罗马的感情相当复杂。罗马统治者对早期基督教的迫害曾在基督徒中间引起强烈的反罗马情绪。《启示录》以“七头巨兽”比喻坐落在七座山丘上的罗马城，以身穿紫红眼、喝圣徒和烈士血的淫妇影射罗马皇帝。然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罗马城被涂上神圣色彩。罗马历史学家。基督徒尤西比乌（Eusebius）盛赞君士坦丁大帝在历史中实现了基督的救世意愿，罗马是上帝治理人类分裂和堕落的工具。在这种看法普遍流行的环境里，不难想象罗马城的沦陷在基督教内部引起的沮丧、恐慌以及在异教徒中产生的幸灾乐祸情绪。罗马的劫难对基督徒似乎意味着罗马所担负的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的破灭；异教徒也认为，这是罗马人背叛本民族庇护神。转而崇拜基督教而得到的报应。为了鼓舞士气，坚定信仰，奥古斯丁写下《上帝之城》，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做出了圣史和俗史的区别。圣史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启示于人的事件，分成六个阶段，与创世六天相对应。《旧约》描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构成前五个阶段，《新约》记载的耶稣基督活动是圣史的最后阶段，圣史结束于耶稣为人类赎罪而献身之时。俗史即历史学家记载的事件，其发生时间与圣史平行，在圣史结束以后仍然持续。圣史结束于耶稣之死，这意味着圣史之后的俗史与人类命运无关，不但世界末日不可预测，而且世俗人事的兴衰都不会影响圣史已揭示了的思典与拯救。与圣史与俗史相区别的历史观相对应的是圣城和俗城相区别的社会观。这里所谓的“城”（civitate）是“社会”的意思。奥古斯丁认为，社会是按照一定协议组成的人的群体。他说：“一群有理性的存在者就他们所爱的对象达成共同协议而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知道一群体的性质，我们只需了解什么是他们所爱信游竖的对象。”按照这一定义，“爱自己并进而藐滑大视上帝者组成地上之城，爱卜帝并进而藐视自己者组成天上之城”。这是按基督教伦理学标准做出的圣城与俗城的区分。奥古斯丁对国家基本功能的看法与亚里土多德大致相同，认为国家的作用在于“提供现世生活必需的利益，保障能使我们在现世生活中享受健康、安全和人类友谊的世间和平”。他接着又说，和平是有序的平衡，人与上帝的秩序表现为人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永恒律的服从，人与人之问的和平表现在当权者与从属者的合作以及他们对现世法律的服从。或者说，“天上的和平”是上帝之城的目的，“地上的和平”是世俗政权的目的。奥古斯丁说，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说法只是“神话般”的（mYstice）隐喻，表示“一部分人命定与上帝一起进行永恒统治，另一部分人与魔鬼一起永遭劫难”。如果说，圣史与俗史在时间上平行，那么，圣城和俗城在空间上交织。他说：天上的城与地上的城在世间始终交织在一磨老起……两者享受同样的世间利益，或被世间邪恶所折磨，但伴随着不同的信、望、爱。就是说，圣城和俗城是区别实际上生活在同一国家中的人们的不同精神生活和命运的概念，并不是指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两者的区别在现世是无形的，但在来世却是有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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