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妇女平静地走进忙碌的格拉迪纪念医院急诊室。
这是亚特兰大一家专门向穷人和没有医保的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安全网医院（safety net hospital ）。
为了能看上病，她等了四五个小时，她耐心地坐在一张轮床上，手里抓着一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方潮湿的蓝毛巾，毛巾捂着她右侧的乳房。
她希望医生能帮她把乳房恢复原位。
美国癌症协会首席医疗官奥蒂斯·布劳利（Otis Brawley）说，在美国，医生每天不是这样接诊癌症患者的。
害怕、贫困以及缺乏带薪病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她的癌症治疗拖延了好几年，最终因肿瘤长得太大将血液供应都阻断了，导致右侧乳房坏死、下垂。
布劳利教授是在2003年的一个早晨在急诊室见到这名妇女的。
在其新书《我们在损害国人健康：一名医生自诊美国医疗痼疾》（How We Do Harm: A Doctor Breaks Ranks About Being Sick in America）中，布劳利披露这名妇女的遭遇是在暗讽目前正在恶化的医疗卫生体制。
他说，这个体制已经被“为贪吃的人提供服务的贪婪之人”所掌控。该书为奥蒂斯·布劳利与记者保罗·高德博格合著，于2月1日上市销售，圣马丁出版社出版，定价$25.99。
一个走极端的国家
布劳利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极端的国家。
那些穷人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即便是最基本的治疗要求都被频繁地拒绝，而享受完备医疗保险服务的人却常常被“过度医疗”，让他们接受会导致实质性伤害的未经验证的药品和治疗手段。
布劳利在书中写到，“我们的医疗体制在有人需要它的时候无法提供医疗服务，而且也无法阻止费用高昂的、经常是不必要的和频繁有害的、甚至在经科学证明这些治疗属于错误治疗手段的情况下仍在进行的手术治疗。”
有太多的患者受到了“钱包活检”（wallet biopsy，译注：美国急诊医护人员在接诊危重患者时，一般是在救护车上在患者钱夹里寻找医保卡片，以便登记医保信息。），以此决定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医保治疗。
没钱或没保险的患者通常得不到救治，“直到病情危重或者极度衰老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政府救济金代为缴付的待遇。”
“这时，医院才会张开双臂欢迎您回到我们的医保体制之内，因为即便执行（官方规定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费率，医院也可以从糖尿病、肾衰竭、心脏病和晚期癌症等多种不加控制的疾病中挣到钱。”
在另一个极端，他写到，“在美国，财富也不是让你免受糟糕医疗服务的护身符……
反而会增加接受糟糕医疗服务的风险。
如果你有很多钱，医生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将药卖给你，连害了你的可能性都存在。”
布劳利说，他的意思并非是提供限量医疗服务或者击碎危重患者宁愿赌上一把接受试验性疗法的愿望，而是对那些患者的希望被医疗体制所利用感到厌烦。
我们的医疗体制是极度的懒惰以致于无法坚持医疗服务应当以科学为基础的理念而是追逐利润或（帮助患者许出）肥皂泡式的愿景。
弗兰·威斯克是一名乳腺癌存活者，也是美国乳腺癌联盟（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的主席。
威斯克作为患者利益的拥护者，欢迎布劳利发出的行动呼吁，“我们在过度治疗上扔的钱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徒劳无益的）努力引导到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上来。”
达特茅斯医学院教授丽萨·施瓦兹说，鉴于布劳利在癌症协会内身居高位，他的想法也许会触动政策制定者。
施瓦兹教授去年和他人合作出版了《过度诊断：追求健康未果反致病》（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一书。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负责癌症预防的院长巴里·克雷默说，布劳利为人处事平易近人且具幽默感（他对医学话题的诠释都呈现黑色幽默的味道），复杂的问题经他的口说出来都很容易为平民百姓所理解。
布劳利在书中讲述了很多患者的故事，他们已经无法再现身为自己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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